北京古书院

2017-10-24 09:37 来源:北京晚报 
2017-10-24 09:37:19来源:北京晚报作者:责任编辑:郝魁府

  东城区金台书院小学的前身为清代金台书院,基本保留了当年书院的建筑和格局。

  ■赵连稳

  如今,随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关注,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里又出现了书院的身影,很多都市白领在闲暇时间到书院读书学习。这些书院与古代书院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  古代书院是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一种特殊教育机构。提起古代书院,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,而对北京的书院知之甚少。其实,作为文化名城的北京,书院对其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北京东城区的金台书院小学,就是清代著名书院——金台书院发展而来。

  五代后梁

  诞生第一所书院

  和全国的书院发展历程相似,北京古代书院兴建较早,在五代时期的后梁,北京就有了第一所书院——窦氏书院。

  五代时期,北京称幽州,因为是军事重镇,为兵家必争之地,所以,这一带战乱频仍,生灵涂炭。但是,当时的教育和科举并未因此完全中断,士大夫们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,他们在兴办官学的同时,开始创办书院,从而揭开了北京古代书院史的序幕,而窦禹钧就是北京书院序幕的开启者。

  窦禹钧,范阳(今北京昌平)人,唐天佑(904-907)末年,为幽州掾。因为幽州地处燕山,窦禹钧又名窦燕山。后人熟知的《三字经》中所记载的“窦燕山,有义方,教五子,名俱扬”说的正是他。

  谈起窦禹钧创办书院的动机,根据历史上记载,他是为了延续窦氏烟火。原来,窦禹钧自幼丧父,由于家境富有,又是官后代,属于纨绔子弟,早年做了不少坏事,到了30岁还没有后代,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孝的事。有一天夜间,他梦见死去的祖父对他说,你前生作恶多端,所以你今生不仅没有儿子,并且寿命也不长,希望你及早向善。

  做了这个梦之后,窦禹钧便开始做好事。有仆人盗用了二万银钱,怕被窦禹钧发觉,就逃跑了,临行前写了一张债券,把自己的女儿卖给窦家。窦禹钧不仅收养了仆人的女儿,待仆人的女儿长大后,还替她备了嫁妆,嫁了一位如意的丈夫。做了很多好事后,窦禹钧认为,做好人好事是“立德”“立功”的一时之事,而回报社会更好的途径,还是兴办教育,为家乡培养人才。于是他利用家里的积蓄,创办了一个书院,后人称之为“窦氏书院”。

  窦氏书院位于今昌平区,宋代范仲淹、李昌龄等人对书院都有记载。根据记载得知,窦禹钧把书院建在自家住宅的南边,有房屋40余间,藏书非常多,还聘请饱学之士前来讲学。窦氏书院接收了很多生徒,无论贫富,无论相识与否,只要有志于学,就“听起自至”。

  窦禹钧的几个儿子也都在书院学习,而且学习成绩俱佳,窦仪和窦俨相继登科。不过,当时的记载中都没有书院的名称,后人多以“窦氏书院”称之。窦氏书院有藏书楼、讲堂和斋舍,生徒数量应该也比较可观,重要的是,书院还对贫困的生徒予以生活补贴,也就是“膏火银”。

  窦禹钧一系列义举,深得老百姓爱戴,据统计,全国有18处窦禹钧的墓葬,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。

  元代

  汉族士大夫积极筹办书院

  元代是北京书院的发展时期。宋朝南迁之后,北方处于金朝统治下,加上金、西夏和蒙古政权的征战、对峙,北方的文化发展落后于南方,书院数量少得可怜。元朝统一全国后,对书院采取了支持政策,北方地区书院得以恢复和发展,北京书院的数量也有所增加。元代时,北京的书院主要有太极书院、谏议书院、韩祥书院和文靖书院。

  太极书院创建于元代统一中国之前。由当时蒙古政权中的两位汉人杨惟中与姚枢创办,当时蒙古还未建设大都,书院设在金中都城内。

  杨惟中推崇理学,是当时国子监的负责人之一,他因知识渊博、胆略非凡为元太宗窝阔台信任。在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交战时,杨惟中网罗名士数十人,把收集到的理学著作运送到燕京,还为当时的大儒周敦颐建立祠堂。

  在蒙古灭宋的战争中,姚枢奉命在俘虏中寻找名士,他遇到了南宋大儒赵复。在和赵复的交谈中,姚枢认为赵复是个“奇士”,便欲携之北归。赵复因为九族都被蒙古军队杀害,便拒绝了姚枢的要求,并和姚枢诀别。姚枢害怕赵复自尽,便留下他同帐共宿。可是待姚枢醒来,赵复已经不在身边。姚枢骑马四处搜寻,在江边找到了欲投水自尽的赵复。经过姚枢语重心长的劝阻,赵复勉强答应随姚枢北上。赵复也把自己收藏的程朱理学著作,全部抄录下来后送给了姚枢。姚枢不仅礼聘赵复为太极书院掌教,而且降尊为卑,虚心向赵复请教理学,甘当赵复的学生。

  太极书院在鼎盛时期,学生有百余人,后来成为元朝著名的学者许衡、郝经和刘因,在年轻时皆来听讲,其规模名声一度超越了国子监,不过随着官学的恢复,太极书院逐渐衰落。后来,或许是随着金中都的废弃,太极书院最终销声匿迹。

  文靖书院位于当时房山县西南70里抱玉里(今云居寺附近),由赵密创建。赵密是房山抱玉里人,时任总管,属于本地士大夫。当时赵密和贾壤师从容城刘因游学,后回到家乡,以其学教乡人,并建书院。书院当时是一所乡村书院,书院里立祠祭祀刘因,到了元顺帝时期,为了笼络士人,元顺帝亲自为书院赐额,因刘因死后谥号“文靖”,元顺帝便赐额“文靖”,此后称为文靖书院。文靖书院具体创办时间、规模等情况,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。不过可以确认的是,文靖书院历经元明两代,后在清朝雍正年间被弃,并改为刘静修祠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文靖书院祭祀的刘因,当年正是在太极书院里学习,因此,太极书院和文靖书院在学术上是一脉相承的,都致力于传授程朱理学。刘因,原名胭,后改名为因,号静修,元代重要思想家,与许衡、吴澄一起,被黄宗羲合称为元代理学“三先生”。刘因最初在太极书院,求学于赵复,后来,刘因门徒众多,求学者皆能满载而归。在北方,刘因学术影响力很大,进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精修学派。

  元代北京另一所书院谏议书院,位于新店刘谏议祠,新店在元代时是昌平县治的所在地,元朝泰定二年(1325),为纪念唐朝晚期舍命进谏的昌平人、谏议大夫刘蕡(fén),由昌平驿官宫祺奏请设立,并命名为谏议书院。从宫祺奏请设立谏议书院一事可以看出,元朝创办书院是要经过官方批准备案的。

  元顺帝至正年间,昌平县治迁回旧县村,刘谏议祠与谏议书院也随之迁到旧县村。明景泰三年(1452),昌平县治迁至永安城(今昌平老城区)内,刘谏议祠随县治迁到儒学里,因为当时书院和谏议祠是一体的,而刘谏议祠迁到儒学里面,谏议书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,谏议书院遂废。万历年间,顺天府尹刘荣嗣重新修缮谏议书院,此后书院历经多次废立,乾隆年间,改为燕平书院。

  关于韩祥书院,由于规模小,影响不大,留下的史料不多。明人崔学纂修的《昌平州志》中曾提到韩祥书院,“在州治西十五里新店,祥本县人,元时为山长创建。”韩祥书院在昌平州城西的新店,韩祥是元时昌平本地人,曾做过谏议书院山长,韩祥书院就是韩祥做谏议书院山长时创建的。

  延庆的缙山书院,1949年后成为延庆永宁小学,如今为幼儿园。

  缙山书院曾经使用的书籍

  明代

  八所书院四所在通州

  明代是书院繁荣发展时期,全国的书院至少在2000所以上。明朝前期规定,非官学出身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,于是学子集中到官学中,书院在明朝初期近百年间处于沉寂阶段。明中后期,随着科举制度弊端的日益显现,书院开始发展起来。

  明代北京书院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。明代北京的书院有叠翠书院、通惠书院、杨行中书院、白檀书院、后卫书院、闻道书院、双鹤书院和首善书院八所书院,其中四所在通州:通惠书院、杨行中书院、闻道书院以及双鹤书院。

  叠翠书院,听其名就与北京古时的一个景点有关:“居庸叠翠”。叠翠书院正是坐落于居庸关。居庸关为北京西北的门户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,它有南北两个关口,南为“南口”,北为居庸关。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将军徐达在此督建关城。建文帝时在此设置隆庆卫,永乐帝将其分为左卫和右卫。关城是全卫政治、文化中心,明代戍守九边的士兵是可以带家属的,为了给士兵的子弟提供一个读书的场所,嘉靖二十年(1541),巡按御史萧详曜,将旧的寺庙修缮一新后,以“居庸叠翠”美景为名,创办了叠翠书馆。名为书馆,实为授业读书的书院。

  通州的四所书院值得说一下。通州旧时没有书院,虽然创办了儒学,但校舍简陋,莘莘学子往往居住在寺庙、道观中。嘉靖二十七年(1548)九月,侍御史阮鹗到通州视察粮仓,首先到了儒学,拜谒先圣后,便升堂讲学,当他听说诸生没有学习地方,十分感慨,便在儒学右侧建立书院,因为此地在通惠河附近,故命名为“通惠书院”。

  杨行中书院,是由左副都御史杨行中私人创办于嘉靖末年,位于通州旧城内水月庵,今新华街道东海子居民区。万历年间,杨行中的孙子杨世扬把书院改作佛地,书院停办。值得一提的是,杨行中身为士大夫,不仅办书院,而且还注重官学教育,最具代表性的是倡建学宫。通州旧城南门东城角上曾有一座文昌阁(地方官学系统中,文昌阁是学宫的主体建筑之一),就是杨行中建造的。另外,杨行中还主持编纂了通州第一部志书——《通州志略》。

  闻道书院创办于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由直言敢谏获罪归里的御史马经纶私人创办。因其门人生徒,私谥他为“闻道先生”而得名闻道书院。书院位于马经纶的别墅,通州旧城东南文昌阁附近,今中仓街道莲花寺胡同东端南侧。马经纶死后,书院由其子马健顺维持了一段时间。

  双鹤书院位于通州张家湾内,万历三十九年(1611),巡抚李三才辞官回家后创办,因书院设在李三才自家双鹤轩内而得名。十余年后,随着李三才的去世,书院也停办。

  明代,在北京城内也有一所书院,那就是首善书院。首善书院是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、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于天启二年(1622)在北京创办。

  泰昌、天启年间,大批在万历年间被罢黜的官吏被重新起用。泰昌元年(1620),光宗朱常洛刚刚登位,便“召建言诸臣邹元标、冯从吾、王德宪等”回京任职,邹元标、冯从吾在万历初年因言被罢官,曾在乡里讲学40年。

  是年九月,天启皇帝即位,复因邹元标之请,起用赵南星、叶茂才、高攀龙和刘宗周等人,这些官僚是讲学的一贯支持者,他们把讲学风气带入京城。当时冯从吾到京师任职后,邹元标、高攀龙等人也先后到京师复职,加上其他志同道合的士大夫云集北京,相见甚欢,于是约定每月逢三,在京师城隍庙的道观举行讲会。起初,前来参加的都是士大夫,后又增加了一个会讲,逢八为期,士大夫和百姓均可参加。由于城隍庙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听讲者,邹元标、冯从吾等人会同十三道御史台诸君共同创建了首善书院。

  首善书院位于宣武门内东墙附近,有讲堂、后堂各3间,加上其他房舍,共有十余间房。因当时朝廷朋党之争非常厉害,首善书院成立之初,便历经波折。

  就在冯从吾等人择地建造书院时,天启二年九月,兵科给事中朱童蒙率先发难,以讲学会引起门户党争为由,反对在皇都之内择地建坛。冯从吾和邹元标据理力争。内阁首辅、大学士叶向高站在冯从吾这边,不仅不认为创办书院是成立党派,还欣然为书院作记。书法家董其昌为其书写碑文,书院遂得以落成。书院于当年十一月开讲。

  但是,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形成后,天启四年(1624)叶向高、邹元标、冯从吾等人相继罢官,书院讲学活动停止。六月,朝廷下令取缔首善书院,阉党把书院中所有的书籍全部焚毁。此后,首善书院的匾额被摘,叶向高题写的碑记被砸。天启六年,还有人建议把已改为忠臣祠的首善书院迁到城郊,不过,还未等阉党采取措施,天启皇帝一命呜呼,首善书院的建筑得以保留。

  有趣的是,首善书院的隔壁就是利玛窦于1605年创办的天主教堂,称为“南堂”。书院废除后,徐光启“请改为西洋历局,后屡请复,不报。”直到崇祯二年(1629)才被批准。至清代,首善书院成为“南堂”的一部分。

  白檀书院是明朝万历年间,密云兵备、按察使王见宾创办,他去密云视察时,发现当地近30年来读书人没有中过举人,为此他设立了书院,因为汉代在密云设置过白檀郡,遂给书院命名为“白檀书院”。关于后卫书院,史料并不多,能知道就是它最开始建于古北口东门外,后因关外骑兵的不断侵扰,迁到古北口城内。

  清代

  书院改制为小学堂

  清初,鉴于明末东林之祸,清廷认为明朝灭亡是讲学所致。因此顺治八年(1651)发布了限制书院发展的诏令,不过清初忙于统一战争,顺治帝的诏令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。康熙帝对书院给予支持,对书院亲赐御书和匾额。乾隆皇帝即位后不久就颁布谕旨,要求各省督抚仿朱熹白鹿洞书院之例,设立条规,慎选院长、生徒等,基本上从官方为书院制定了基本的条规。此后清代其他皇帝都对书院非常支持。道光和光绪两朝,为促进书院发展,清廷鼓励社会力量捐资,或修建书院,或作生童膏火,这一时期,书院发展最快。

  清代,北京作为京师所在,书院也有极大发展。此时,北京的书院已经遍布城区和郊区,城区有金台书院,其余的分布在通州(潞河书院)、房山(云峰书院、义仓书院、卓秀书院)、平谷(近光书院)、顺义(蒙泉书院)、昌平(燕平书院,前身为明代谏议书院)、延庆(冠山书院、缙山书院)、怀柔(温阳书院)和密云(白檀书院,建于明代,清代重修),书院达到12所之多。不过,由于北京的书院受官方控制比较严,因此,大多数书院的学习课程与科举考试关联非常大。

  这里要重点说说金台书院。清代北京书院大都建在郊区,只有金台书院位于现在东城区,是城区内的书院。关于金台书院,《(光绪)顺天府志》有简明扼要的交待:“在外城东南金鱼池,旧为义学,国朝康熙四十一年,府尹钱晋锡建,御书‘乐育英才’额。乾隆十五年,改为书院。道光二十二年重修,光绪八年,府尹周家楣重修。”

  不过,也有些史料提到康熙题写的匾额为“广育群才”(如今北京金台书院小学还有“广育群才”的匾额),到底是“乐育英才”还是“广育群才”,还需进一步考证。

  金台书院在修建过程中,也有一些小插曲。康熙三十九年(1700),京兆尹钱晋锡设立大兴、宛平两所义学,不久,宛平义学并入大兴义学中。大兴义学位于正阳门外东南金鱼池附近洪承畴的园地——洪庄。随着学生越来越多,校舍不够用,钱晋锡欲购买洪庄内空闲地建立校舍,但是最初遭到洪氏后人的拒绝,加上书院学校吃饭也成了问题,学生逐渐辍学。此时书院的负责人王源和士大夫商议解决办法。后来通过资助,学生吃饭问题得以解决,生徒又多了起来。

  当时,王源与洪氏后人私人关系好,洪氏后人便同意借庄园办书院。经过六年的建设,书院终于得以扩建。后来,钱晋锡在上奏时说,洪氏后人愿意把洪庄贡献出来,康熙便赐额“广育群才”。洪氏后人闻之大惊,解释说宅院是借给书院使用,并没有“贡献出来”。但因为有康熙皇帝的御书,洪氏后人也无可奈何。书院建成后,王源认为,这是明代首善书院之后,顺天府第一所书院,故自称顺天书院。顺天书院在乾隆元年(1736)有过一次修缮,乾隆十五年(1750),又对书院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扩建,书院名称也有了变化,借“燕京八景”之一的黄金台“金台夕照”之意,改为“金台书院”。

 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,书院也历经多次修缮。光绪五年(1879),顺天府尹周家楣对金台书院作了大修。当年周家楣曾到金台书院视察,看到书院的堂宇已经破旧不堪,地面坑洼不平,生徒随地而坐,便决心把书院修葺一番。经过估算,重修的工料费需银1万两左右,周家楣多方筹措,除了动用署库的结存外,总督李鸿章捐银1000两,周家楣本人也捐了1000两,还从顺天府衙的公银中拔出1000两。当时,周家楣一面派人购置材料,一面继续筹资,但这时,周家楣的母亲去世,他只好回家奔丧,在离开京师时还念念不忘书院。经过多方筹措,金台书院大修工程四月开工,到光绪七年春天才竣工。

  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金台书院停办,改为“顺直学堂”,1912年改为“顺直中学”,民国时期改为师范学校、公立第十六高等小学校,1949年后为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,以后又改为东晓市小学、金台小学,现为金台书院小学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清初建于通州的潞河书院,与潞河中学的前身潞河书院并不是一回事。前者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,它创办于康熙五十九年(1720),位于今西大街西端附近,后来乾隆年间几经迁移和重建成为当时通州比较完备的书院,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改为“通州官立小学堂”;后者相当于教会学校,它是清同治年间,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于北京通州,初名潞河男塾,光绪十五年(1889)升格为大学,后改为潞河书院并设一所中学,1912年改为华北协和大学,1919年与北京汇文大学等校合并,改为燕京大学,同年,原潞河书院附属中学改为私立潞河中学。

 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,就在书院一路向前发展的时候,晚清时的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:甲午战争中,中国败于日本;几年后,八国联军入侵北京,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。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,举国上下立志变法维新。清廷也决定对书院进行改制,一律改为西式学堂,北京也不例外。

  1898年,顺天府尹孙家鼐奏改金台书院为顺天中学堂,选拔所属二十四州县生员四十名入堂肄业,另设南学(也就是外省生员)二十名。不过,这份奏折并没有实施。

  清末,郊区县的书院几乎都改制为高等小学堂。昌平的燕平书院改制为昌平县高等小学堂;通州潞河书院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;冠山书院改为延庆州高等小学堂;白檀书院改为密云县高等小学堂(现为密云二小);近光书院改为平谷县高等小学堂,民国后改成近光完全小学校;卓秀书院改为良乡县高等小学堂;云峰书院改为房山县高等小学堂,后来演变为现在的房山区城关小学;缙山书院改为永宁高级小学堂,民国年间,改为永宁高级小学校,1949年后改为永宁小学,2012年永宁小学与永宁中学合并为永宁学校,其小学旧址改建永宁幼儿园。

[责任编辑:郝魁府]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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